1、 “你应该看看。”她对我说。 1985年，托宾和另外两位教授 —大卫·吴和丹娜·戴维森用摄像机记录了日本京都、中国昆明和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的 3个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他们冷静地观察和记录了 3个幼儿园里孩子们到校的情况、幼儿园的设施、日程及活动。然后研究者将这些录像给 3个国家的教育者看，记录下了他们的反应。在位于美国坦佩的办公室里，托宾热情地解释了这个有意思的项目的动机和收获。 “幼儿园不单是孩子们长大和学习的地方，而且是孩子们成长和学会如何融入某种文化的地方，”托宾说，“他们的目标是培养将来的成功者。这个项目的研究目标是比较和探讨学校是如何执行并影响养育儿童的理论，同时又是如何影响广义的社会生活的。我很高兴有机会了解不同的学校，目睹不同的生活规范和孩子们的游戏：日本幼儿园的折纸、中国幼儿园的积木和美国幼儿园的角色扮演游戏。最令我着迷的是关于一个叫弘纪的日本小男孩的故事。”
3、 弘纪的老师以及幼儿园的其他管理者之后解释说，这种做法是他们在经过许多讨论，以及许多“尝试和错误惯墀眚篪”之后形成的、专为对付弘纪这样的行为而特意采取的策略。 这是有效的，他们说。弘纪已经比一年前表现好多了。通常情况下，这所学校的教育者不会通过隔离法来处罚或者排斥捣乱的孩子。研究者注意到，即便是在弘纪最招人讨厌的时候，老师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发生冲突或者责备他”。(事实上，有时候就连所有观看的人都忍不住放下摄像机，抛开中立的学者姿态，要对弘纪“喊停”，但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 老师还鼓励其他孩子承担起教育弘纪的责任。当一个小女孩告状说弘纪往栏杆外扔卡片时，老师让她回去告诉弘纪不可以这么做。成年人似乎更能容忍这些“孩子气”的行为，包括打闹和哗众取宠。4岁多的孩子用阴部来开玩笑并不少见，小男孩打架也属正常。总的来说，“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认为孩子学会控制自己行为的最好渠道是通过与同龄人的互动，而不是从大人那里接受教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不可以干预。如果威胁到孩子的健康，老师会马上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对更小的孩子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5、 老师在一旁叫他们停下来，站到一边，但并没有跑过去拉架。最终，冲突逐渐消散，大女孩说服那个小一点儿的姑娘跟大家分享那个玩具熊，她们宣布彼此还是朋友，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再一次地，研究者们把这段录像放给日本、中国和美国的教师和家长看。再一次地，日本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对老师的这种做法表示认可。也有人有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比如老师应该早些干预，或者老师应该积极地帮助孩子从冲突中吸取教训并且找到别的解决方法。而基督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则认为不干预政策正是“说明日本教育和日本社会有问题的典型例子”，它将导致对集体意愿的盲从。 研究者依旧指出，对日本老师的办法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她干预的“方式”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看过录像后，认为老师表现出的是“失败和不作为：未能保护孩子不被对方伤害，无视教室里正在发生的状况以及孩子们的安全”。
